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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控“生物安全立法”新视域
时间: 2019-05-11

      

 

 

2020年,又被称为“生物安全元年”。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生物安全法”作为一部与生物有关的立法为秒速赛车国开启了国家安全多维度立体布控的新视域。

如何结合全球新形势完善顶层设计,利用制度优势、通过立法为秒速赛车国防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危机处理提供法制保障;如何就“生物安全涉及的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外来物种入侵,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武器”等领域筑牢生物安全防护大网,将生物安全牢牢锁定在安全屏障之内?本期特邀来自国内外相关跨学科、跨领域的学者,携手为您揭开生物安全这块立法处女地的神秘面纱。相信,经过不懈努力,未来中国将在生物安全领域交出日趋完善的中国式答卷。

本刊编辑部

 

 

以法筑屏: 呼之欲出的管控新版图

/彭力立

 

2020年伊始,阻却新冠病毒正逐步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话题。目前,多国医学专家与学者认为新冠病毒源于野生动物,由此引发对传染病防治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热议,进而牵扯出生物安全的立法课题。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当下,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立法成了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目前,秒速赛车国生物安全法(草案)已迈入初审阶段,相信该法的诞生对未来中国展开生物安全管控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确立生物安全管理的上位法

实然,秒速赛车国已形成传染病防治、卫生检疫、生物技术管理、基因工程管控等一批法律法规和条例标准,对生物资源的非法交易及运输产生了一定的规制作用。可是,相关内容存在管理权限重叠、管控内容缺失、技术标准缺位、监管职责分散等问题,更关键的是缺乏上位法予以统一规制。

在此背景下,从20189月生物安全法(讨论稿)研究,到201910月生物安全法(草案)初审,再到20202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一部全面系统的专项法律“生物安全法”正在酝酿出台。提交初审的生物安全法(草案)将疫情防控、生物技术研发、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秒速赛车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应对微生物耐药八大类悉数纳入法制规制,填补了生物安全管理缺失统一上位法的空白。

值得关注的是,在生物安全法(草案)中,对被谬用的生物技术进行了罗列性规定,比如基因编辑、病原微生物的改造与合成、种族基因武器等。

 

明晰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责任与罚则

目前,全球在提升生物安全能力秒速赛车中最实用的方式就是完善和优化生物安全实验室。英国国家病毒研究中心目前建立了生物安全实验室,从事多种重大动物及人畜共患病的研究;德国国家动物卫生研究所亦建立了相应的实验室;美国农业部外来病研究中心建立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主要从事口蹄疫、古典猪瘟和非洲猪瘟等外来病研究;秒速赛车国建立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用于研究病原微生物。

生物安全法(草案),除了对实验室安全管理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外,专门对实验室安全责任、遗传安全责任进行了责任规制和罚则规定。

 

厘清生物安全防控的制度设置

当下,秒速赛车国在生态环境部专门设有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归属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司,承担着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但是涉及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部门很多,包括海关、卫生、科技、军事、化工等众多部门,容易造成“部门之间扯皮、内耗”等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就认为,“秒速赛车国生物安全涉及部门较多,应构建统一指挥、军地互补、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

鉴于此,生物安全法(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机制及具体职责,比如海关主要负责严防输入性风险的监管制度和措施,又比如规定生物安全责任主体不局限于卫健委与执法机关,更包括其他公共管理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同时,在体系建构方面,生物安全法(草案)确立了以监测预警、准入标准、名录管理、风险评估等为核心体系的防控方式。

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纪元。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秒速赛车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唯有通过构建完整、系统的国家生物安全体系,堵塞防控层面的漏洞和短板,才能减少、杜绝可能面临的生物威胁。

 

 

确立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协同治理的前瞻架构

/王桦宇   郑雨萌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秒速赛车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22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秒速赛车,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生物安全再思考

生物安全,一般指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因子及相关风险因素影响、威胁和危害,维护和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公共健康与生态环境等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从涵盖范围来看,生物安全通常包括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应用生物技术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安全、外来生物入侵、农作物病虫害等安全内容。

20144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首次系统提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11个领域的安全要素。笔者认为,在目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经济社会秩序重大影响的背景下,非法交易、滥食野生动物等生物安全也应当纳入国家安全的内容构成。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和军事安全紧密相关,作为一种“次领域”(一般指私人与公共领域的混合区域)的安全要素,具有自身相对独特的涵盖范围,同时具有多学科、宽领域和综合性的特点。作为一种非传统的安全领域,生物安全既涉及国内安全,也关乎国际安全,事关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国家公共卫生保障水平。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也特别反映出生物安全保障与公共卫生健康保障之间的共生逻辑,后续需要在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充分的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秒速赛车

生物安全是事关国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考察内容。在生物技术高速发展、生物资源成为国家重要战略支撑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有激发重大灾害可能性的形势下,加强生物安全领域治理能力秒速赛车需要进行充分的顶层设计和配套制度秒速赛车。在其中,特别需要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御支撑体系和统揽性国家生物安全组织指挥体系,具体包括法律法规体系与制度保障体系、风险评估和防控体系、风险应对策略优化体系、“防御物资与装备研发”保障体系、信息网络体系等。

其一,在科研管理上,注重安全为先和健康为重相结合。通过立法深化生物安全领域科研体制改革,在确保安全和市场驱动双重导向的基础上,依托各级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并有序开展生物领域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形成总体安全、军民融合、产学研协同的生物领域科研组织和管理体系。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抗疫背景下,要贯彻安全为先和健康为重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整合生物安全相关领域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力量合理布局,加强风险预警、威胁监测、病毒研究、疫苗研发等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加强生物安全领域的组织秒速赛车,在加快推动生物领域国家权威管理机构和权威研究机构秒速赛车的同时,更加注重国际权威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秒速赛车,更加注重在各级政府建立实时监测、应急预警和规范运作的生物安全管理机构。

其二,在社会治理上,注重预防控制与应急管理相结合。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保障需要建立在信息透明、联防联控、管理协同和运转高效的基础上,并特别注重预防控制与应急管理相结合。一是建立国家生物安全信息系统和大数据信息监测平台,整合各相关部委和地方数据监测信息,并加强对相关数据监测信息的立法保障。二是推动立法保障生物安全领域的信息公开,实时进行生物安全隐患的监测、识别和排查,健全国家生物安全危机的信息报告和发布机制。三是注重保障生物安全与保障国民健康的协同管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定期开展国家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和防控对策研究。四是构建生物安全社会治理的新格局。生物安全治理最终的着眼点还是人民健康福祉,重点和关键在基层,要提高基层组织对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防疫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网格化管理和秒速赛车秒速赛车,深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制,夯实基层生物安全的社会治理基础。

其三,在财政支持上,注重直接投入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是一个系统性的秒速赛车工程,国家的生物安全管理能力需要充足的财政及政策支持。此次抗击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秒速赛车国家强大的医疗资源调动能力及其经费支撑和物质保障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度在应对重大挑战时展现出的显著优势。财政支持主要有两个发力点: 一是调拨应急资金和投入物资设备等直接方式;二是出台财税金融政策,间接推动市场力量的有序参与。建议正在着手制定的《生物安全法》需要在加大经费投入、基础设施秒速赛车、人才培养以及鼓励和扶持自主研发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等方面,明确和强调对生物安全工作的财政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其四,在制度秒速赛车上,应将规范引导和责任制约相结合。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规则安排中,需要特别注重规范引导功能和责任制约功能相结合的推动方式。规范引导功能是指,通过事先制定规则标准等引导科研单位、市场主体等按照国家保障生物安全的要求进行研发和开展市场活动,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化水平,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责任制约功能则是指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条款来确保违反生物科技伦理、滥杀滥用及交易野生动物等不当行为受到责任机制的约束,并实施严厉的惩戒规则。要在《生物安全法》中明确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并规定配套的责任落实制度与违法惩治措施,务必将各项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其五,在国际合作上,将开放秒速赛车与使命担当相结合。生物安全问题在当今高流动性的社会背景下,是世界面临的普遍性共同难题。因此,秒速赛车国的生物安全治理需要积极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加强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秒速赛车与合作,不断提升秒速赛车国在国际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并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卫生条例(2005)》等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同时,持续加强国际信息情报资源共享和信息文献秒速赛车,掌握生物技术的最新发展情况和国际生物安全应对经验,以提高秒速赛车国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秒速赛车水平、全面确保国家生物安全。

 

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协同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秒速赛车的两个重要命题。公共卫生的治理关系到各类传染病防控、诊疗技术、疫苗研发、社区治理和应急管理等各个方面,生物安全的治理则包括动植物及传染病疫情防控、生物技术及其相关药物的研发和规范、生物及人类遗传资源、自然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两者涉及的相关领域具有相当比例的交叉性,在治理对象、理念和方式上亦有一定的融合性。从国家治理体系、能力和效能的角度来观察,需要遵循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全面治理理念,提高公共安全和生物安全协同治理的专业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水平。在各种治理理念和方式中,最为基础和关键的还是法治治理,需要把握几个方面的要点:

一是协同立法。秒速赛车国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多部法律尚存相互重叠和矛盾的情况,对于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存在立法空白。当前,秒速赛车国生物安全立法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和系统性思维,由各方面、各领域、各部门形成综合应对思路,基于生物安全维护和公共卫生保障的协同目标,系统规划和全面构建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一方面,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进度,持续完善和优化现有《国家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梳理现有的涉及疫情防控、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有计划、分步骤地加以完善;另一方面,还要尽快建立关于生物技术的开发研究、生物安全标准等配套制度,与前述制度一起形成严密有序的生物安全制度网络,全面保障生物安全的方方面面均有法可依。

二是协同执法。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健康保障需要依靠严格高效、务实有力的行政管理和协同执法。科技教育、卫生健康、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财政金融、市场监管、检验检疫、资源环境、国资林草等行政部门需要按照国家安全、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管理并严格执法,对危害公共安全、影响公共卫生的组织和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严格查处。纪检监察等条线需要协同配合,针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市场主体和相关责任人要依法调查、从重查处,对国家公职人员不作为或者不依法作为的相应行为要按照法律法规、党规和纪律制度进行严肃追责。对于涉及生物安全领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需要结合承担生物安全管理和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的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联防联控,在信息共享、执法协同、事务协调等方面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生物安全治理和公共卫生健康保障的综合效能。

三是协同司法。在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保障领域,公正司法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防线。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意见,协同一致对疫情期间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制售假冒伪劣抗疫物资等妨害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有效遏制了不法分子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从涉及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的司法案件类型上,还区分为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这三类案件也需要协同审理,总体目标是确保生物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新形势下生物安全保障和公共卫生秒速赛车领域的中国方案指明了前进方向。基于此次疫情的有效控制凸显了信息监测与披露的重要价值,笔者建议在《生物安全法》中明确规定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法定责任,确保涉及生物安全和人民健康的信息发布机制公开透明。同时,进一步加强日常化的疫情风险防控工作,完善科学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将生物安全风险阻断在摇篮中。

目前秒速赛车国已明确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秒速赛车,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秒速赛车国的生物安全和疫情防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使得秒速赛车国在生物安全立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将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相结合,并力求在此基础上统筹全局、长远规划,切实为生物安全秒速赛车和人民生命健康提供坚实保障。

 

 

“人畜共患病”切入大规模传染病法治路径

/吴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系讲师、北京大学环境法博士

 

 

对于生物安全,目前没有公认的权威定义。在公众视野里,生物化学武器攻击、生物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实验室安全均被认为至少与生物安全有密切联系。在广义上,生物安全又关系到环境安全与人类健康。简单回顾2019年年末,秒速赛车国内地确诊4例鼠疫,北京市启动全市的统一灭鼠行动;部分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的师生出现累计181例布鲁氏菌病抗体阳性;遭到全球科学界普遍谴责的从事“基因编辑”的科学家贺某被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林林总总事件警示着秒速赛车,即使不考虑此次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安全风险阴影从未远离你秒速赛车这样的普通人。党和政府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决定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秒速赛车,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在这一进程中,以生物安全法为核心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秒速赛车,离不开制度切入点追寻、弱势群体关怀、对接国际规则与跨领域联合研究四个工作重点。

 

立足于大规模传染病控制的生物安全法律控制机制

大规模传染病控制被认为是生物安全保障的关键要素,原因在于即使是应对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与生化武器袭击等特殊场合下,如果实现了对传染病病原体的控制,也就实现了对于大规模流行的控制。故而有效运行的传染病控制法律机制能够确保在大多数突发生物安全事件时“全民皆兵”,实现胸有成竹地应对。

在秒速赛车国,尽管传染病已经不再是引起死亡的首要原因,但部分传染病,如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征出血热、狂犬病、结核病等依然广泛存在,对人民健康危害很大,同时新发传染病包括变异病原体感染多次出现流行。而在全球范围内,世界粮农组织(FAO)曾经做出预测,随着全球变暖与物种灭绝速度的加快,生态系统本身的变化是有利于传染病媒介(例如蚊子)加剧繁殖的,这种变化与由此引发的灾荒和难民数量增加相叠加,成为疫病暴发和大范围流行的巨大隐患。基于此,传染病研究一直是国家科研基金和药物开发关注的重点领域,这种事实上的基础研究与制度实践积累方面的优势,也使得通过传染病控制体系来构建、强化与夯实秒速赛车国的生物安全保障机制成为妥适、理性的路径选择。

同理,具体化到法律运行之中,秒速赛车国《传染病防治法》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作为立法目标;2014年秒速赛车国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在总则中提出了“保障公众健康”,并新增了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等内容的条款;秒速赛车国生物安全法草案在多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条中都强调: 在对健康、安全等方面进行保护时,对大规模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应当成为生物安全法律控制机制的切入点与抓手。

 

大规模传染病防治应关注到风险向社会弱势群体聚集

在确定传染病防治与生物安全保障机制的密切联系之后,不得不承认,生物安全实践中的有害因素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健康效应,这种影响本来在人群中有着无规律的分布,同时,这种效应谱又明显呈现出“冰山”结构。秒速赛车在报道或者临床所见的病患与死亡仅仅是冰山一角,而不是其全貌,在生物安全风险与环境有害因素已经结合时,基于山顶样态作出的防范措施与卫生决策难免有失偏颇。一般人群在环境有害因素作用下仅仅会产生生理负荷增加或者出现生理性变化,但是易感人群可能会产生机体功能严重失调、中毒甚至死亡。由于个体年龄、健康状况、营养状态与保护性措施千差万别,本来无规律的有害因素分布可能与个体的社会地位、经济状态相结合,风险会成倍地叠加于处于亚健康、贫困、低收入等获取社会保障不足的弱势群体,使其成为救助体系不易察觉的庞大易感人群,从而加剧生物安全事件的不利后果。例如广西某戒毒所在2010年初由于室内通风差,以及1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隔离措施不力,出现大量发热咳嗽流感样症状病人,至当年3月出现发热等流感样症状病例迅速增加至339例,患病率高达20.4%。经过全面消毒及所有病例隔离治疗后,这次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秒速赛车国的生物安全领域立法,尤其是突发事件应急预警领域,应当切实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与易感人群高度重合这一事实,对于养老院、监狱、城中村等易感人群聚集又容易被忽视的单位与处所,需要专门规定预留救援与处置力量。

 

积极化解国内生物安全保障法律体系

与国际规则的冲突

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的秒速赛车过程中,如何协调与国际规则的关系将是第三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果强调“促进人员、货物流动的国际贸易规则”遭遇一国“基于生物安全考量实施的禁令”,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危机风险。部分依赖进口的商品如果由于国际贸易与运输通路被阻断而无法及时入境,可能导致这一部分基本的居民需求流入黑市或者地下市场,引起一国国内市场动荡与社会秩序混乱。例如,在20142016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许多WTO成员方认为有必要对国际交通限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因而忽视了条例所要求的科学和公共卫生依据,实施了更为严苛的旅行限制措施。在事后,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国民福利。目前,WTO对于货物贸易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判断方法较为明确,如果作为其支撑的科学证据不足,相关国际标准缺乏,或未进行风险评估,则这种限制就是不正当、应当取消的。

 

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促进多领域学者共同关注人畜共患病等议题

在中华法系的杰出代表性法典——《唐律》中,以“德泽禽兽”来判定人与动物的关系,但21世纪以来各种人畜共患病的出现与暴发给出了与这一理想判断迥然不同且残酷的现实回应。今年3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湖北省人大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如何看待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影响因子的动物(包括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并且厘定其生活空间与人类活动空间的界限,成为重新摆在立法者案头的关键问题。

在欧洲,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SHTM)与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UAB)均开设了立足于基础医学与动物医学的人畜共患病研究(One Health)学位项目,这类跨学科研究融合了医学、生物学、公共政策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领域,产出了立体化的、能够直面生物安全议题的成果。相比之下,在此次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秒速赛车国基础医学学科、公共卫生学科与动物医学学科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设立有人畜共患病研究所的高校与科研机构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科学研究体制与观念上的平面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秒速赛车国科研工作者共同进行关涉生物安全议题的跨学科研究,也让诸如医学、法学等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因为缺乏来自其他专业的争鸣、讨论、证伪而稍显单薄。在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成为国民共识的当下,有必要促进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与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联手攻难克坚。

 

 

 

构建主动应对生物武器的触法边界

/庄嘉  上海市公安局     吴一澜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SARS暴发到埃博拉流行,从非洲猪瘟入侵到新冠病毒蔓延,以传染病为导火索的生物安全危机引起了全球关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更令人担忧的是,以病原生物作为典型载体的生物武器潜藏着被非法利用的风险,成为生物安全立法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是与非:

生物武器威胁清单的公开与更新

何谓生物武器?据百度百科的定义,生物武器是通过生物战剂造成动植物致病或死亡的物质材料制成的武器。典型的生物战剂包括立克次体、病毒、毒素等。从造成后果来看,生物战剂分为致死性战剂与失能性战剂。前者如炭疽杆菌、霍乱弧菌,病死率有时高达50%90%;后者如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病死率在10%以下。

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与生物武器不能画上等号。但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凸显了秒速赛车国对生物安全立法的紧迫性。据了解,今年331日正式生效的《俄罗斯联邦生物安全法》中就涉及了禁止生产、使用生物武器的规定。目前,秒速赛车国是《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的缔约国,生物武器在秒速赛车国不得被发展、生产以及储存。秒速赛车国2019102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生物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专辟两章对“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和“防御生物武器威胁”进行了规范与调整。目前,秒速赛车国尚未建立生物武器威胁清单的公开与更新制度。相比之下,美国国家情报部门在2016年已将涉及基因编辑技术制发的生物武器明确列入了对外公示的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的威胁名单。

有鉴于此,秒速赛车不妨借生物安全立法的契机,将生物武器的威胁名单嵌入《草案》提及的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中,建议采取列举式和概念式的方式对传统生物武器威胁和新型生物武器威胁进行明确禁止,并建立定期更新机制(可以效仿《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的形式),将生物武器彻底屏蔽,避免生物武器在秒速赛车国进行生产、储存和销售。

 

防与控:

夯实生物武器的预警及应对机制

从应然视角,就生物科技对人类、环境、生态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安全隐患而言,必须在预防管控的角度确立法律层面的保障底线。

生物武器的触法边界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怎么防控”。不同于新冠病毒等传染性疾病,生物武器更需要争取即时的防控时间窗进行预测和研判。在杀伤性方面,生物武器比传统化学武器(比如,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成员发动的沙林毒气袭击)更具威力。因此,若生物武器被不法分子掌握,必定后患无穷!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草案》在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急预案等方面均有所规定,对于严防生物武器作出了肯定的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笔者建议,在“防”的角度探索设立专门的预警机构(如同疾控中心对于传染病的预警),在应急预案中涵盖常规预案和突发预案,加强构建生物武器的防范措施(比如,如何制止通过基因组编辑创造新的和改进的生物武器的行为;如何制止使用基因组编辑将非致病细菌转化为生物武器的行为等)。在“控”的角度,笔者建议细化生物武器的刑法应对,规范事后制裁和惩罚底线。效仿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路径,尝试将生物技术(比如“转基因技术”)、生物武器(比如“基因武器”)和刑法规制进行有效的联结,确保在最严法制的框架内对生物武器的控制进行全预算。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袁志明所言,“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发展、人民健康息息相关”。只有构建主动应对生物武器的触法边界,为生物武器画上休止符,才能避免人类走上生化危机的道路。

 

 

 

一步之遥: 物种引进还是物种入侵

/裴敬伟  华中农业大学“环境法与农业法”副教授     王晓波  华中农业大学

 

 

生物物种的引进在秒速赛车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引进的葡萄、石榴,明清引进的玉米、马铃薯、辣椒,到现代社会引进的“小龙虾”,等等,为秒速赛车饮食的丰富性甚至是人口的增长发挥了促进作用。不过,物种的引进同时也伴随着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外来物种是指那些本来不属于某特定生态系统,但通过“人为”或者“某些非自然因素”被引入某特定生态系统中的物种。

 

世界性难题: 物种引进与物种入侵仅一步之遥

对秒速赛车国而言,一方面,很多外来物种对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或者不可或缺的;然而,另一方面,不恰当的引进容易导致外来物种不受控制地大规模泛滥,挤占当地生物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引发生态系统的失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即所谓的“外来物种入侵”。

在秒速赛车国,最为知名的入侵物种之一是“水葫芦”。“水葫芦”(又名“凤眼莲”)最早作为花卉植物后又作为畜禽饲料被引入中国,由于繁殖迅速,又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和天敌,现已遍布南方各省水域。除“水葫芦”外,原产于南美洲的水花生,同样作为饲料引进中国,随后逸为野生。该植物水陆均可生长,繁殖蔓延快,生长迅速难以控制,与本地作物竞争生长,对本地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不仅在秒速赛车国,物种入侵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澳大利亚自17世纪中期引进兔子之后,直到现在仍旧遭受兔子大规模泛滥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新西兰为了发展毛皮工业从澳大利亚引进刷尾负鼠后,造成其不受控的大规模繁殖,不仅破坏牧场,还传播病菌,成为新西兰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水藻和微生物泛滥问题所引进的亚洲鲤鱼,最终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五大湖地区大规模泛滥,严重威胁和挤压当地鱼类的生存空间,造成原有生态系统的失衡,等等。国内外众多鲜活的例子已经表明,物种引进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防范物种引进的生态风险需多管齐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生物物种的引进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物种入侵提供了多样化的传播路径。因此,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物种引进风险防控制度,为丰富秒速赛车国物种资源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

在物种引进过程中,要坚持风险评估原则,充分地论证物种引进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损害的机理,同时对该物种引进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免将来对生态造成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损害。在行政管理上必须实施物种引进许可制度,运用行政力量干预外来物种的引进,避免物种引进的无序化。通过立法,明确物种引进许可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法律责任制度。根据秒速赛车国现实需要和外来物种的特性,建立物种名录制度,将可能会主动引进的物种分为禁止引进类、限制引进类和许可引进类等类别。经风险评估认为物种引进会对秒速赛车国生态安全和生态系统产生破坏的或者有破坏之虞的,应当作为禁止对象;经风险评估认为物种引进可能会带来生态环境负效益,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控制的,同时该物种引进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或者社会利益的,可以作为限制对象;经风险评估确认不会带来生态环境风险或影响甚微的物种,则许可引进。

物种引进的跟踪监测制度对于防范物种引进生态风险也十分重要。秒速赛车国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外来物种的引进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不间断对外来引进物种进行跟踪监测,以防止在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且不可逆的破坏。还可通过经济等手段,根据“受益者负担”原则对物种引进行为征收生态环境税或建立物种入侵防治基金,以解决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费用问题。

 

 

 

警惕实验室病毒“作妖”

/周璕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博士

 

 

20092月,在位于捷克共和国的一家研究所里,一批接种了人类季节性流感病毒H3N2的实验室白鼬离奇死亡。正常情况下,人类季节性流感病毒H3N2并不会导致白鼬死亡。随后,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德国相继有实验室爆出因为使用了相同的H3N2人流感病毒制品导致接种的白鼬死亡。这批H3N2人流感病毒制品都出自位于奥地利多瑙河畔奥尔特的巴克斯特(Baxter)国际研究中心。欧洲四国联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欧洲分部遂对该事件展开调查。调查发现,该批次的H3N2人流感病毒制品混入了H5N1禽流感的活病毒,这批流感病毒制品通过一家奥地利的生物技术公司分送给在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德国的经销商。幸运的是,此次事件中并未涉及人员暴露被病毒感染,但是并不能减轻此次事故的严重性。

通常情况下禽流感H5N1并不会轻易感染人,但是H3N2人流感病毒会。如果有人不小心暴露并被H5N1H3N2两种病毒同时感染,那么被感染者可能成为两种病毒杂交变异的孵化器,从而很容易传染给下一个人。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果不堪设想。这种病毒混合的过程叫作“病毒重配”,是造成全世界大流行病毒的方式之一。欧盟疾控中心医疗官员罗伯塔和拉赫蒂参与此次调查并指出,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病毒重配发生和可能会发生的证据,同时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病毒在捷克共和国科研机构接种白鼬的实验中进一步传播的证据。

巴克斯特国际研究中心面对国际专家的调查结论,其全球生物科学部负责人承认了事故的发生,但仅仅将整件事情描述为“严重的失误”。巴克斯特国际研究中心借生产工艺流程涉密,不愿意就此事向公众透露更多的信息。然而对于此种严重事故的发生,如果不弄清楚事情发生的缘由,了解出现问题的环节并即时更正的话,再次发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加拿大媒体CTV新闻,对于此次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调查发现巴克斯特国际研究中心在多瑙河畔奥尔特的研究所外包生产流感疫苗,其中包括了H5N1禽流感病毒的疫苗。与此同时,在多瑙河畔奥尔特研究所同时还生产H3N2人流感病毒相关的制品。熟悉生物安全管理的人都知道,研究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巨大的生物安全隐患。H5N1禽流感病毒和H3N2人流感病毒在同一个研究所存在着交叉污染,万一两种病毒混合的活体病毒造成了泄漏并且感染人群,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

引起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格外关注此事件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同于其他使用改造或者减毒的病毒制作疫苗的生产机构,巴克斯特国际研究中心使用了原始未经改造的活流感病毒制作生产疫苗。未经改造的原始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感染性,没有防护的人员接触可能直接被感染。研究中心的主任提到研究中心拥有安全级别较高的病毒实验室。然而在拥有如此严密高端的实验室设施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故,不得不让人深思背后的原因。

研究中心外包生产H5N1禽流感疫苗是否符合研究中心生物安全相关规则?在研究中心获得生产许可和生物安全资质的时候,相关的部门是否有实地核查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并进行评估?由于研究中心使用的是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活的且原始的流感病毒,在生产时的安全规范是否落实到位,是否有严格的监管机制?这些问题都是造成事故的可能原因。

类似上述提及的涉及病毒的安全事故加剧了全世界对生物安全的恐慌。病毒研究对于疫苗、药品和治疗改善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病毒向外界扩散,甚至还可能被蓄意用作武器。其中的危害,不言而喻。世界公共卫生防疫专家一再强调,各国应该对危险的生物模拟实验加强监管。要知道,即便相关机构具有完善的设备和标准的操作程序,也不能保证彻底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因此加强安全监督管理是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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